出生辛亥，启蒙“五四”，求学战乱……幼年的侯祥麟，眼里充满了灰色。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，侯祥麟总是在思考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？当《资本论》《大众哲学》进入视野，他如同找到了“领航灯”，“当时，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并终生信仰，不曾动摇。”侯祥麟说。

1938年4月，侯祥麟作出了“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”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便于工作，组织两次安排他加入国民党做地下工作，侯祥麟欣然应允。

1950年10月1日，清华大学师生都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游行。在男生一片白色衬衣的“海洋”中，一件鲜红色的衬衣格外醒目。这是侯祥麟，红衬衫表明了侯祥麟的底色。此时，他刚舍弃优越的工作条件，从美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，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做教授。

解放之初，百废待兴。最亟待解决的，当数航空煤油的国产化。侯祥麟作为石油项目的完成者之一，参与了《1956年—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》的制订，那可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性工程。受托中国科协，侯祥麟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名义，写出《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》，上报国务院。侯祥麟及其团队的研究，使中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，实现了油品立足于国内。

颐养天年之时，侯祥麟依然正常上班、做研究。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总要做点事吧!”侯祥麟常说，“科学家的真正快乐在于创新与奉献。”